金秋的北京，处处洋溢着喜悦的气氛。

       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在此获授奖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以国之名礼赞功勋，是党和国家对张卓元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学人的最高褒奖，更是奋进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荣光！

       诞生于改革开放伟大时代开端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与时代同发展、与人民齐奋进。张卓元长期从事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与规律，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为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作出重大贡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家队”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杰出代表，在学术殿堂熠熠生辉，镌刻进国家发展史册。

       博学善思：“玉泉山人”获殊荣

       北京阜成门外的月坛北小街2号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坐落于此。这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高端智库，也是中国经济理论和改革政策研究的学术重镇。

       1954年，张卓元大学毕业就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长达70年的经济研究生涯，与国家风雨同进，青春年华和智慧心血都奉献在了这里。

       一捧蓊郁芬芳的含露鲜花，是记者提早准备好的小小祝贺礼物。走进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学部委员办公室，清新的茶香已满室充盈。

       “张先生，衷心祝贺您荣获‘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此殊荣，您现在的感受是什么？”记者的提问直截了当，张卓元难掩激动之情：“我最大的感受，是党和国家对我们经济学研究者的关怀和鼓励。对我们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个崇高荣誉，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后研究重大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群体给予的高度肯定。”

       如何看待自己的理论贡献，“就是比较一贯地主张要稳步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张卓元进一步说。

       “研究改革开放问题，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天职，也是我们施展才能、报效祖国的绝好机会。”在2013年荣获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时，张卓元的致辞表明心迹：“这个时代为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和极为丰富的素材，也为经济学家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最广阔的舞台。”

       张卓元谈到几十年来的治学心得：“中国改革开放是十几亿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伟大斗争，其丰功伟绩是十几亿中国人共同创造的，个人的贡献只有汇合在滚滚的革命洪流中才能发挥作用，所以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初听平平淡淡、自谦有加，回味却波澜壮阔、掷地有声。

       “我智商不高，水平有限，还算勤奋，主要是碰上改革开放大好时光，也就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微薄的力量。”张卓元的学术生涯如同一部厚重的历史长卷，记载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重要节点。

       心怀天下，翰林学者尽显家国情怀本色。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开门见山：“荣获2024年‘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张卓元先生实至名归。”

       从学术研究成就来说，“张卓元研究员的研究领域甚广，主要包括价格改革、国企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等。他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所长，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秘书长、理事长、荣誉理事长。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著作奖，薛暮桥价格研究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李扬如数家珍。

       从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来说，“张先生作为老一辈经济学家，在八九十年代是社科院的中坚力量，他的研究和贡献是持续且突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赵英用“老成谋国”来形容张卓元理论研究的稳健气质。

       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专家之一，张卓元多次直接参与了我国经济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制定过程。

       1984年他从理论上论证“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1987年他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大思路，1991年底他参与建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1993年他参与勾画出国有企业改革新方向，2000年后他又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路径。

       2013年，耄耋之年的张卓元第12次上“玉泉山”，参与起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与起草组同志一起推动将沿用了21年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调整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生路模式”到“熟路模式”的转变，为推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4年，他提出改革要抓紧，转型要稳妥；2015年，他提出混合改与深化改，是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由之路；2016年，他以生产力为核心标准，从发展的视角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境界与中国化构想；2017年，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出现“双瓶颈”时，他给出了新的着力点和攻坚点的“锦囊妙计”；2018至2022年，他花费大量精力和笔墨，不断从学理上提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卓有成效地推进了理论研究与创新阐释工作。

       从1991年参加中央的11次专家座谈会算起，到2013年为止，张卓元先后参与了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22年12次”，是非常罕见的重要经历，使他在经济学界获得了“玉泉山人”的雅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张卓元学思践悟，研究与思考从不停步，与时代发展“同频”，与资政建言“共振”，与理论创新“偕进”。

       近四十年来，在价格改革研究和其他改革实践领域，张卓元提出的不少建议被中央采纳，学术理想与实践成果融汇。

       李扬认为，张卓元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经邦济世，致其所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倡导者、阐释者和推动者之一，中国经济学界‘稳健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张卓元回忆几上“玉泉山”的重要经历，印象最深的是起草文件办公室内堆积如山的材料，它们来自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等多个部门和各省市。常人看来眼花缭乱的资料，他却甘之如饴：“起草组把很多材料印得很好，足够我们阅读很多天。”参与党的重大决策工作真切地打开了深入了解中国经济的一扇窗，引领他常常走出书斋，扎实开展实地调研。“起草文件本身就是调查研究、接触实际的过程。”他感触颇多：坐在书斋碰到的都是问题，唯有深入基层，才能找到更多的解决办法。

       “您提出的政策建议被党中央采纳，有何‘秘诀’？”

       “那是因为我的一些意见与当时党和国家对改革推进的总方向比较切合。”张卓元谦逊地表示，“我们当时主张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既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又要稳步推进，不要一步到位，不要采取休克疗法。”

       张卓元总是习惯用“我们”作为主语，把功劳归功于集体智慧的结晶。因为他相信，一个人再优秀也不能包打天下。

       直面改革：“稳健改革派”坚守两条主线

       与泡在书斋里整天做不接地气的研究者不同，爱下厨的张卓元利用业余时间最常做的就是去逛菜市场，不只是为了懂生活，更是通过“调查物价”，真切体验“生活经济学”的实践魅力。其实，张卓元的这个习惯很早就养成了。

       时钟拨回到20世纪80年代初，住在北京三里河附近的张卓元注意到一个可喜的现象：菜市场开始卖“活鱼”了，群众排队抢购。“这恰恰说明价格改革搞活了经济。”张卓元说。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市场定价，在商品经济欠发达时期却很难发挥作用。

       面对改革，发现问题背后的破题原因，尤为关键。

       孙冶方是张卓元经济学研究之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他主张标新立异，进行科学研究，不能限于书本，要敢于提出新的看法和观点。”孙冶方“不改志，不改行，不改观点”的“三不”治学精神，张卓元最为敬佩，“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这句名言是理论先声，更深深影响了年轻的张卓元。当年，经济研究所大师云集，张卓元分别做过于光远、骆耕漠的助手。这些经历对张卓元的学术成长特别是坚持治学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起了很大作用。

       张卓元是最早坚持市场化价格改革、主张通过市场来形成价格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坚定地认为，价格放开，市场搞活，不需要长篇大道理的争论，这本身就是活生生的硬道理。

       1983年，张卓元走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岗位后，便将研究重心放在了价格改革上。正是在这期间，张卓元提出了渐进式推进“价格改革”的方案和设想，并形成了大量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张卓元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归纳为两条主线。第一条是推进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改革，第二条是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和改革。两条主线互相促进、互相渗透，没有主次之分，同等重要，它们统一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中。“市场机制确实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同时，国家也从未放弃过稳定物价的政策。”张卓元欣慰地表示。

       1987年，54岁的他第一次受邀参加了中央召开的专家会议，商讨流通体制改革问题，从那时起，便走上了为国家建言献策之路。1987年10月，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李铁映组织召开中国经济体制中期改革方案研讨会，刘国光、张卓元领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稳健改革派”由此诞生。

       中国搞改革，实践体量巨大，决定了稳定是发展的基石，行稳是致远的前提。所谓“稳中求进”，就是既要“稳”，也要“进”。

       “根据当时的中国国情，我们提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8%的经济增长率和5%左右的物价上涨率是较佳的结合点，这样才有利于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的协调。”自此，张卓元成了“稳健派”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谈及著名的“稳中求进”改革思路，他谦虚地告诉记者，那是他们五位研究人员共同的研究成果，并非他一人之功。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江小涓，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和财贸所党委书记、所长等职务。她在《江小涓学术自传》中对张卓元的稳健改革思路予以肯定：“他坚定地主张发展市场经济，也坚定地反对诸如‘闯关’‘政府退出’这类冒进观点”，表达了一种既支持改革开放又要稳中求进的立场。

       对“稳健”的内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胡家勇说：“其精神内核是‘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很好契合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在财贸所工作的十年里，张卓元的研究始终围绕价格改革问题和社会主义流通问题展开。1993年，张卓元从财贸所所长调任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新的岗位，新的责任，新的使命，必须开启新领域的研究工作。

       为更好地适应改革形势发展和新工作需要，张卓元迅速转向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问题研究。他明确主张，必须推进稳健的市场化改革，即中国改革开放后要坚持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并且一以贯之，避免因问题而改变方向。

       张卓元多次撰文呼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与以往具体着眼于某个方面的改革相比，当前阶段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企改革应着眼于整个制度创新，即明晰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张卓元第一次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这次全会要对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加以具体化，这份文件对于奠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的意义十分重大。

       1995年，张卓元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所长。随着参与中央文件起草工作的增多，他的研究日益走向宏观和更深层次。1998年，张卓元卸任经济研究所所长，但研究工作并没有停止，仍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改革现状。2000年后，他又提出了转变发展方式的新路径，持续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建言献策、贡献智慧。

       回顾这段历史，张卓元之子，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张平表示，参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与后续参与我国现代宏观调控体系建设工作，这段历史是父亲最为骄傲的成就之一，也是稳健改革派“最值得述说的部分”。

       “我父亲这一代人最重要的理念就是有着坚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取向，这种价值观念是基于批判的学习和反思中获得的，因而他们的体会更为深刻。他们既是学者，致力于用更加稳妥的方式解决当前难以想象、当时改革又无法回避的大量复杂难题；同时，他们也是普通老百姓，有着普通人的同理心，立足于中国现实，从理解中国人民的基本需求出发致力于推动改革平稳进行。”张平如是看待父亲的学术追求。

       如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成为新的实践课题。

       家国往事：学术赤子结缘经济学

       广东省梅县，历史上交通不便，相当闭塞。张卓元早年在黄遵宪等先贤创办的梅州中学求学，“博学善思，尊道厚德”校训，不仅浸润着这个岭南少年的心田，而且生发了学以致用的情怀。

       一次不期而遇的好奇，成了张卓元一生学术兴趣的起点。

       “我步入经济学界纯系偶然。”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整个社会都洋溢着一派勃勃向上的生机。张卓元无意中读到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尽管对其基本原理一知半解，但是“书中描写的资本主义经济景象如经济危机时把大量牛奶倒入河中、工人经常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出现像摩根和福特这样的大富豪等，便觉得大开眼界，对了解千奇百怪的社会经济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比照新中国为人民的幸福生活加快经济建设，美国资本家们为何要这么干？

       理论逻辑的吸引力，促使了“1950年夏，我高中毕业后，报考大学时一心只想考进经济系学习。”是年，新中国的首届高考悄然而至。张卓元的高考成绩竟“连中双元”，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山大学经济学系同时录取，他毅然选择了当时经济学大师云集、思想勃发的中山大学。

       1953年，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中南五省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经济系（除武汉大学经济系外）并入地处武汉的中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经济系。张卓元从中山大学经济学系的大三生，变成了刚刚成立的中南财经学院的“新生”。尽管如此，大学岁月里的张卓元，依旧勤奋学习，不仅成绩名列榜首，而且学术天赋初露锋芒。

       “用现在的话讲，我可以算是一个‘学霸’，因为在我毕业的那一年，所有学生里只有我在《院讯》（相当于院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这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的处女作中，意气风发的张卓元初步分析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重要角色，提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发挥作用”，展示了早期理论分析的学术潜力，也为日后结缘价值规律研究小试了牛刀。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1954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到学校挑选学生，张卓元脱颖而出入选研究所，正式开启了他的经济学研究生涯。

       1955年夏，《经济研究》杂志的创刊，可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件大事，此前，全国还没有一本经济学的学术期刊。此时新刊编辑部来了个年轻人，就是22岁的张卓元。到1983年，他一直在《经济研究》编辑部做编辑工作。专业化的学术训练大大促进了理论成长，使他更深入地了解经济理论研讨动态。“20世纪60年代初，我曾以笔名‘金理’写了我国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等问题的讨论报道，介绍不同观点的争论，发表在《经济研究》上面。”张卓元初出茅庐，“编辑部的故事”成了他编研结合学术生涯的崭新起点。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改革开放的大潮奔涌而来。改革，已不是一个要不要的判断题，而是怎么办的必答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经济学家施展才能提供了大好机会，经济科学迎来了春天。

       改革是实干的事业，也是实干者的作业，然而这张崭新实践考卷没有标准答案。张卓元认为，经济学研究不能在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抠概念、搞规律排队，要从实际出发，找问题，找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提对策建议。

       这一时期，张卓元分别参与《经济研究》编辑部组织编写的《建国以来政治经济学重要问题争论（1949—1980）》（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版）、《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49—1984）》（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等书的撰写工作。之后，陆续主编了几本新中国成立以来或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关于一些重要问题讨论的情况并进行初步评论的著作，他参与主编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收录了20世纪154位中国知名经济学家的学术传记专著，他主编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影响深远。

       2010年以后，张卓元用更多的精力研究新中国经济学史这一重大课题，并取得初步成果。“我在写4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自己作出了哪些成果时，已经85岁了。由于年纪大，精力不济，每天只能工作两三个小时。我打算今后主要继续研究经济思想史特别是新中国经济学发展史，继续在经济研究工作方面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立言”往往伴随事功而生。张卓元诸多重要学术理论成果，实质上是改革开放奏响了“春天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在续写“新时代的故事”的鲜明写照。

       笔耕不辍：老骥伏枥桑榆情

       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界，张卓元可以说集四重角色于一身。他首先是一位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无私卓越的公共政策设计家，还是一位中国经济学名刊的老编辑家，更是一位享誉学林的经济学教育家，张卓元精心培育了近40位博士，有的已成为新一代领军人物。

       70年奋斗历程跨越了几代人，硕果累累，张卓元是识人识才的“燃灯人”，映照学术人生的光明坦途，“燃灯”成炬，为后辈学人点亮希望之光。

       李扬如此了解张卓元的学术成就，源于多年的同事关系以及一段决定人生之路的往事。

       1989年夏，李扬师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王传纶攻读财政学博士学位3年，他答辩时最担心的，是论文运用了大量微观经济分析的理论、概念及工具，恐不见容于当时的理论界。没想到，答辩的结果却喜出望外，论文获得了好评。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的张卓元当场拍板，正式录用。多年后谈及此事，张卓元开玩笑地说：“两间房买了个李扬。”自此，李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结下不解之缘，更与张卓元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

       江小涓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第三任所长周叔莲先生，她眼中的张卓元先生“很有包容性，有原则但不固执，很能将不同辈分、观点各异甚至情绪对立的经济学家组织在一起讨论问题。”张卓元所长重视人才培养，强调评定职称看代表作，“后来我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就得益于这项职称评定政策。”

       张卓元对学生倾囊相授知识，更以言传身教，塑造学生们的学术品格，激发独立思考的能力。“为人和善，平易近人”是后辈学子们对他的集体印象。

       高度重视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尤其关爱和提携后备人才，张卓元总是一以贯之。“张老选拔、引进、培养、使用人才的思路和方法，已成为人才队伍建设的宝贵财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赞叹道。

       2002年跟随张卓元读博士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万军深有体会：“他是一位‘宽厚慈祥的长者’，每次与张老师交流，总是令人如沐春风，非常受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红亮追忆过往，“张老师有一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感觉，他对能力更看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宋则曾与张卓元共同参与“三五八”改革规划研究，“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显得非常从容、淡定，对我们这些后辈给予了足够的宽容。”

       在一次国情调研中，年近耄耋的张卓元毅然与团队同行跋涉。“张教授不顾旅途疲倦，迅速投入到紧张的调研工作中。他耐心地回答与会者的提问，不仅传递了知识，更传递了对后辈的关怀和期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济记忆犹新。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教授李晓西回忆起张老师的悉心指导，感慨万千。他鼓励学生创新，敢于挑战传统观念，保护学生免受非议，为学生的学术成长和国家经济改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卓元从不在傍晚或正午接受采访。失眠、头痛常年困扰着他，要保证休息时间。“偶然睡前忘了吃药，就总睡不着。”尽管如此，张卓元始终非常乐观。

       “学霸”拥有极高效率，张卓元常常清晨利用三四个小时便完成别人几天才能完成的工作，秘密在于他超乎常人的高度集中注意力和出色的学习能力。现在，他无需电话本就能记住二三十个电话号码，记忆力确实惊人。

       活到老学到老。在一次线上采访时，记者发现张卓元熟练地操作电脑，不依赖秘书修改文稿，速度相当快。这与他积极涉猎新知识、保持高效率开展工作的习惯有关。

       近几年，张卓元像年轻人一样采用网络购物方式，相当新潮。“现在真的很方便，可以手机外卖食材送到家门口，我现在买三文鱼一般网购。”他语气轻松地说。“触网”不“怵网”，91岁的张卓元是妥妥的银发族网购达人。

       人勤春来早，功到秋华实。

       谈起退休生活，张卓元说：“做课题那是不太行了，但还可以写文章。”“尽管还有点雄心，还在继续阅读一些经济学文献资料，思考一些经济问题，还在写点文章，但效率不断递减是客观事实，希望自己能作出一些新的成果，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

       2023年3月，商务印书馆的“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系列品牌丛书，再版了张卓元33年前的重要著作《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在“出版说明”中开宗明义，其价值在于：“不仅仅服务于当下学术，更成为引领未来学术的基础，并让经典激发思想，激荡社会，推动文明滚滚向前”。

       同年6月，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的《张卓元桑榆论集》，汇集了张卓元2018—2022年撰写的28篇经济学文章，均已公开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等报刊，其中经济改革文章较多，有13篇，占比近半。

       程锦锥在文集的“编者按”中写道：“从书名可以看出，编入本书的文章，绝大部分是张卓元老师进入高龄后（85—90岁）的作品”。这近三四年的学术成果是何等的厚重。“我们希望张老师今后要量力而行，不要过分操劳，并祝愿张老师继续保持健康的身体，写出有自己见地的文章！”感念师恩的拳拳深情，真诚质朴，跃然纸上。

       张卓元先生已从耄耋之年步入鲐背之年。清瘦高挑，温文尔雅，思维敏捷，言近旨远。走近张卓元，可以深切感受到“稳健改革派”理论家的思想魅力，感受到学养深厚而不自傲的大家风范。

       欣逢盛世，仍笔耕不辍；砺学兴邦，奋鸿鹄志远。他是凡人，亦是功勋！

       记者　张译心 段丹洁 刘越 刘远舰 陈雅静